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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尺度
2017-06-20 15:13:16 来源: 作者: 【 】 浏览:779次 评论:0

论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尺度

 

——以化解社会矛盾为视角

黄 彩 华

 

    2016年8月30日,最高法院发布修订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法释【2016】19号)。这是最高法院继2014年1月1日起实施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在互联网全面公布措施的有力推动。可以预料,随着裁判文书上网的加快迅猛推进,当事人对隐私权质疑的现象必将增加。实践表明,在公民个人权利被人们日益重视的今天,如果当事人的隐私权利未能得到合法合理的保障,不仅无助于裁判所涉纠纷的最终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在裁判文书公开的必然趋势下,应重视裁判文书上网价值与当事人隐私保护的平衡。本文尝试提出裁判文书上网尺度及其完善构想,以期有效实现上网综合价值的平衡,增加当事人对法院的尊重和信赖,增进司法公信力,进而促进社会矛盾的更好化解。

    一、现状与问题:裁判文书上网引发当事人隐私权保护争议

    (一)我国裁判文书公开从保守走向全面开放

    我国的裁判文书公开经历了原则不公开、选择性公开到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阶段。2000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要有选择地公布裁判文书,擅自公布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追究责任。2007年6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若干意见》,规定各高级法院应根据辖区情况制定公布生效裁判文书的办法,逐步加大公开力度。2010年11月最高法院发布《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2013年7月最高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2013年11月最高法院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2014年上网《规定》”),于2014年1月1日实施,由最高法院设立中国裁判文书网统一公布各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确立了我国裁判文书上网制度。对比此前规定,2014年上网《规定》废除了须征求当事人意见的程序,除了四类情形可以化名外,强调当事人要实名公开,除了部分不宜公开的外,原则上均应上网公开。2016年上网《规定》则突出了全面公开原则,进一步扩大了公开范围,删去了原来规定的不公开情形包括个人隐私等情形。

    (二)上网裁判文书泄露当事人隐私的现象普遍

    对于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主流声音表示肯定,认为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公正等。但实践中,“部分法院对裁判文书上网涉及的公众知情权和个人隐私权的平衡关系把握不准,过分强调裁判文书公开的社会利益,当事人个人隐私被忽略”[1]。调查发现,相当部分当事人对涉其隐私的判决书上网表示反对。甚至有当事人要求法院撤下网站。亦有法官与学者提出不同声音,引发裁判文书上网价值与当事人隐私保护的问题之争。

    对一般百姓而言,家事案件无疑属于个人隐私,尤以离婚案件为典型。为了大致反映上网裁判文书对当事人个人信息保护的情况,笔者抽取中国裁判文书网的离婚判决书,统计如下:

表1:中国裁判文书网50份离婚判决书中个人信息分布表[2]

    上述数据显示:上网裁判文书泄露当事人隐私的现象并非少数。一旦被熟人环境所知,当事人及其家人感觉“很受伤”的情形难以避免,甚至可能造成终身伤害。这种现象已引起部分当事人的忧虑和异议。重庆李先生起诉离婚被驳回的判决书被上网后,被小孩看到,李先生无奈对小孩谎称网上判决书的内容是假的[3]

    为了说明裁判文书上网不当给当事人带来困扰的情况,笔者在百度以关键词“判决书隐私”进行搜索,梳理近年多篇相关报道和帖子。多家媒体均有报道。

表2:裁判文书上网给当事人带来困扰的部分报道个案统计[4]

    上表显示:一、引起当事人异议的上网判决书包括刑事和民事,其中家事案件居多。二、判决书上网前,显然均未征求当事人意见。三、当事人受影响方面包括生活和工作,维权方式包括投诉、诉讼。此外,网民相关投诉帖子不在少数,更有因此影响二次婚姻的当事人愤怒表示要状告法院侵犯其隐私权[5]。包括汇法网、110法律网等多家商业网站收集官方网站判决书,被当事人发帖投诉侵权。有网民抨击判决书相关法院“勾结”商业网站侵犯当事人隐私,引发法院新的舆情[6]

    (三)当事人隐私保护不当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司法裁判的基本功能是定分止争。更理想的境界,是修复被伤害的社会关系。裁判文书上网处理不当,容易将当事人的伤口长期公开曝光,难以愈合,并影响法院身为执法者的形象,不仅不利于化解已有纠纷,还可能引发新的矛盾。

    1.民事案件隐私被曝光影响当事人生活工作。包括:离婚尴尬细节被披露影响再婚及子女教育等家庭和谐问题、涉经济案件暴露的财富安全问题、工伤交通事故案件暴露身体伤残情况影响就业问题等。即使部分判决书化名上网,但熟人社会的网民们锁定当事人并非难事。

    2.刑事案件实名上网不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被告人对其罪行已受到相应刑罚,不应法外加罚。我国已废除对罪犯“游街示众”,但刑事判决书实名上网无异于让被告人一直处于被示众的状态,是无形中更加严厉的惩罚。被告人出狱后因被他人搜到其犯罪记录难逃罪犯烙印,容易自暴自弃,重新犯罪率必然提升,影响社会稳定。有观点认为,此举有利于雇主了解求职者的犯罪记录。但雇主可通过向公安机关了解,不必采取该方式。曾受刑罚的历史应属当事人隐私。除非国家机关询问,否则当事人有权不透露。如日本、德国并不公开被告人的姓名,罪犯的隐私仍是国家保护的对象[7]

    3.实名上网有可能影响当事人的维权方式。实名记载当事人纷争的判决书在网上长久可供查阅,对当事人生活的影响巨大。为了避免裁判文书上网的负面影响,当事人选择维权的方式可能变化。如选择调解、仲裁、私力救济或隐忍。更有因上网被泄露隐私严重影响生活的当事人,对法院产生敌意,更谈不上信任和尊重。以上恐非裁判文书上网的应有初衷。

    二、冲突的成因:裁判文书上网各方利益的价值立场与程序之争

    (一)各方存在不同的价值立场

    从人性角度看,倾向于某种方式必然来自其所在利益立场。可从利益格局视角来解剖裁判文书公开尺度之争。目前推动裁判文书上网的,除了法院外,还有学者、律师、当事人、媒体和普通公众。(1)从法院视角看: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是法院推动裁判文书上网的根本原因。(2)从法官视角看:除了增加工作压力外,更多是有益提升。如借鉴同行经验,统一裁判尺度,提升办案质效,减少办案干预,展现个人才华等。亦有法官担心当事人隐私保护和刑事被告人的回归社会问题。(3)从律师视角看:可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在社会监督下促进司法公正。大量判决书也提供了学习资源。(4)从当事人视角看:希望此举有助于公正审判,但也担心泄露个人信息,影响其生活和工作。(5)从媒体视角看:除了追求公义之外,更与其追逐新闻的行业天性有关。法院是新闻的宝库。笔者对所在的D市多名报道法院新闻的记者的访谈也证实了这点。受访记者普遍表示,裁判文书上网有助其寻找新闻素材,已有记者凭此作出报道。(6)从学者视角看,裁判文书上网提供了很好的案例资源库,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7)普通市民(非当事人)视角:由于人人都可能遇上诉讼,关注他人案件即关注未来可能遇到诉讼的自己。普通市民多希望推进裁判文书上网,从而推动司法公开公正和社会诚信建设。对所涉隐私问题暂不关己,部分人并不十分关心。

    综上,裁判文书公开尺度之争背后,存在不同群体的利益立场,可归结为两大类:当事人隐私权利益与公共利益。每种利益都值得尊重,但应透视何种最为根本和重要。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利益应当放在首位。社会群体是由一个个具体的公民组成,如果公民的合法权益未能保护,就谈不上保护抽象的公众利益,亦不应以虚化的公众利益来否定具体的公民权益。只有当公共利益明显超过公民权益时,如该案成为公共事件,不披露将影响社会道德人心和真相厘清时,才能优先公共利益。

    (二)冲突根源在于当事人参与程序不足

    目前,裁判文书上网与隐私权保护冲突的根源在于上网过程基本由法院决定,当事人参与程序不足,对当事人权益保护有所忽略。2014年上网《规定》开始废除了征求当事人意见环节,只规定告知义务,无规定未告知的追责,此举在实务中仍存争议。案情是否构成隐私、为何构成隐私,以及上网是否会对当事人生活产生不当影响,法院应听取当事人意见。

    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裁判文书是否应当上网,是实践争议焦点。从2014年上网《规定》看,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案件不予公开。2016年上网《规定》对此进一步扩大,要求“涉及个人隐私”的裁判文书也应在隐去“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后上网公开;未成年人犯罪裁判文书不公开,但仅涉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裁判文书(例如同案成年人犯罪的裁判文书)应当在隐去“未成年人有关信息”后上网公开。但实践中,很多案件争议问题本身就涉及当事人隐私,要在隐去隐私的情况下公布,实际操作存在难度。2016年上网《规定》规定离婚诉讼或者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监护的裁判文书不在互联网公布。但该规定又载明,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对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实际上等于默许可匿名公开家事案件。有观点认为,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也应当公开裁判文书,因宣判是公开的,故裁判文书也应公开[8]。该观点值得商榷。如果不公开审理的裁判文书上网,则不公开审理的意义形同虚设。再者,宣判公开是裁判结果公开,不等于裁判全文公开,也不等于当事人个人情况实名公开。由于我国并无对家事案件强制不公开审理,实践中法院对于公开审理及其后果往往释明不够,许多当事人并不完全理解其含义,往往没有申请不公开审理。在此情况下,法院不应自行决定公开,而应行使释明权,征求当事人意见。

    此外,实践中的政绩误区也值得警惕。个别地区法院将裁判文书上网率作为司法公开的排名指标。有法院为了提升名次,未告知当事人就将其判决书上网,不管案涉隐私。有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告知的字体很小,工作人员坦言希望当事人“留意不到”。

    从笔者调查及同行法官反馈看,几乎100%当事人反对裁判文书实名上网。比例如此之高,不能以公共利益之名而简单粗暴地否定其诉求,应当反思其诉求是否确有合理之处。有观点认为,司法判决属于公共产品,必须公开[9]。笔者认为,裁判文书固属公共产品,但亦与当事人私权紧密结合,当事人的声音不容忽视。公众是一个抽象的大词,而当事人是具体而实在的。当事人也是社会公众组成的一部分,而且是案件的直接感受者和利害关系者。司法公信力归根到底来自每个当事人的认可。裁判文书上网的设计,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对司法公信力的认同度。要促进当事人对司法的认同,应完善司法程序,在兼顾公众知情权的同时,更要维护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定分止争的作用。

    三、比较的视野:裁判文书上网的经验及其社会环境

    (一)域外裁判文书上网的经验

    1.英美国家。美国联邦法院均有网站,公开所有案件的全部实质性书面意见。涉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和当事人隐私的信息不得公开[10]。但即使是像英美这些采取严格判例法国家的法院,并非所有裁判文书上网。许多案件是由法官口头裁判,没有裁判文书;或仅有只记录裁判结果的格式裁判书。该类裁判文书在法院所有裁判文书中占相当比例,不会上网公布。有美国法官解释称,因这部分案件纠纷已解决,故其不具有向社会公开的典型意义。[11]

    2.欧洲国家。欧洲各国并未将所有裁判文书上网。多数国家是最高法院的所有裁判文书上网,高等法院的部分上网,初审法院的上网较少。均会隐去判决书个人信息。有的仅公开当事人姓氏,有的以英文字母代替当事人姓名,有的保留姓名,但对住址、通讯方式做技术化处理[12]

    3.亚洲地区。(1)韩国。生效裁判文书可在法院查阅及复印(含电子卷宗)。为避免个人信息被公开,电子文书对外公开前,法院事务官要对有隐私权侵权隐患的个人信息采用单词及罗马字进行非实名化处理或删除[13]。(2)港澳台地区。香港法院的判决书除了法定不公开外,已全部上网。香港法院认为,当事人既然选择国家公权力处理其纠纷,除了法定不公开外,其他案件均应公开庭审、公开判词,判词并不隐去当事人姓名[14]。台湾除了依法不公开案件外,判决书均上网公开。2003年起隐匿当事人身份证号、住址等信息。2007年起隐匿当事人姓名。2010年规定判决书应公开当事人姓名,但不得含足以识别该个人之资料[15]。澳门高等法院上网的判决书并不公开当事人姓名,用甲乙丙等代替。

    综上,域外裁判文书上网经验可归纳为:一是均已实现裁判文书上网,但范围不同。香港、台湾原则上全部上网,但英美、欧洲地区主要是高等法院以上的判决书上网。上网部分只占裁判文书的一部分,更只占全部纠纷的一小部分。二是均有考虑保护当事人隐私,但程度不同。比如在当事人实名问题上,台湾、香港采取实名制,但韩国、澳门、日本、欧洲、英美国家等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非实名制。三、上网重在实质效果,只是手段并非目的。重在纠纷的实质解决,一般并不追求上网数量的“大而全”。

    (二)裁判文书公开的社会环境

    1.裁判文书上网方式受社会环境制度影响。我国大陆主要处于熟人社会,当事人有厌讼传统,观念比较保守,一般涉诉并不愿为外人知晓。这与域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是陌生人社会的社会形态并不一样。相比大陆地区,香港和台湾司法地位较高,对失足人群有较宽容的社会氛围和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这是上述地区实行裁判文书实名上网的重要社会基础。但即便如此,港台的实名上网方式仍存在争议,亦有当事人抗议影响其生活和就业。

    2.新媒体传播给个人信息安全带来空前隐患。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信息传播发生颠覆性变化,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社交性媒体的快速发展,使人与人之间的信息鸿沟可瞬间填平。[16]传播方式对传播的影响起着决定性作用。与传统的纸质公布方式相比,上网公布的传播有明显不同。一是传统的时空有限性与上网的时空无限性。公开庭审旁听的时空是暂时和有限的,但网络传播的时空是无限的,并可转载的。二是传统的传播暂时性与上网的不可逆性。网络公开被转载后法院亦难以控制。在大数据时代,有心人可整合当事人的信息,在商业利用无处不在的当下,信息的过度传播和利用将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难以逆转的伤害。

    综上,裁判文书采取何种上网方式,应当考虑所在社会环境与信息传播的发展程度。吸收域外经验应当考虑相关的土壤与气候,避免淮橘成枳。

    四、路径的改进:裁判文书上网的完善构想

    (一)厘清认识

    1.不宜把裁判文书上网等同于裁判文书公开。上网是裁判文书公开的重要方式,而并非唯一方式。如确不宜上网,可保留有限制的纸质查阅。对于公众关注的司法公正问题,其实利益攸关最深的应是当事人自身。当事人如认为判决不当,可自行将裁判文书上网。

    2.不宜把上网数量作为司法公开的绝对指标。司法公开不在于牺牲普通当事人的隐私权以及生活安宁权,而在于敏感、重大案件亦能公开。不宜追求绝对数量,更应注重民众的心理接受程度和法律教化效果。

    3.不宜将当事人个人信息公开作为可信度指标。绝大多数普通案件当事人的个人信息并非公众的监督重点。即使是隐名上网,亦无碍公开的目的。上网判决书均有案号索引。如有公众质疑,可拿合法证件向法院登记查询。

    (二)基本原则

    为了使裁判文书上网制度适合本土国情,扎根生长,应当确立以下基本原则:

    1.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原则。对裁判文书最基本功能的认识,应回到定分止争。即应当通过裁判减少社会矛盾。裁判文书上网的衍生社会利益,如满足公众知情权、学术研究、为提供行为指引等等,也应理解为是为了在更广泛意义上为了化解社会矛盾,归根回到定分止争。该衍生的公共利益不应超过裁判所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护。除了涉隐私权外,涉商业秘密及国家秘密裁判文书的公开原则亦同理。

    2.当事人权益保护优先原则。大量案件属琐屑纠纷,指导性不强,上网的社会意义不大,但对当事人影响却可能很大。上网的公共利益未明显超过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应优先考虑对当事人的影响。

    3.定期评估隐私影响原则。美国联邦司法会议在2000年已着手研究裁判文书电子化与隐私保护的问题[17]。但我国实行大规模裁判文书实名上网前,并未进行隐私评估公开听证。在大数据的商业化时代,公民隐私被侵犯的危机日深,有必要对裁判文书电子化与当事人隐私保护定期评估,为改进工作方式提供借鉴。

    (二)程序改进

    针对目前上网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1.告知与确认。应当遵循程序正当原则,保证当事人对裁判文书上网享有知情权、异议权和申请复议权。告知应当用显著字体标出。法院的告知及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均应书面记录在案。

    2.录入与上传。承办法官最清楚哪些案情不宜上网,故应由承办法官拟定判决书上网版本。不少法院并非承办法官处理,出现很多不当披露情形。2016年上网《规定》要求办案法官对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与裁判文书原本的一致性及技术处理的规范性负责。在案多人少情况下,不少法官无暇顾及,应当加大辅助人员的投入。

    3.自然人隐名处理。除了对其住所地等个人信息处理外,建议参照国际上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对自然人进行隐名处理。可参照澳门做法,用甲乙丙丁代替。法官、检察官和代理律师是出于职业参加诉讼,应保持实名。为了维护市场经济活动的效率与诚信,商事组织应保持实名。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对性质特别恶劣的性侵犯罪如猥亵儿童罪,可参照美国《梅根法》对该类犯罪被告人实名。

    4.公开与限制。法院可通过上网和登记查阅纸质文书公开。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平衡上网综合价值,保证纠纷最终妥善解决,公开时应有适当限制。除了2016年上网《规定》涉及的不公开情形外,有必要强调:(1)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只公布宣判结果。(2)对处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件。(3)存在对当事人、证人、被害人的名誉、人身安全、生活可能发生显著侵害的情形。

    5.救济与责任。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后,如当事人或相关利害人认为文书上网将对其名誉、隐私、人身安全、生活安定或商业机密等明显不法影响时,可向法院申请撤回上网。法院认定理由成立的,应撤回上网,并尽可能消除转载影响。如认定理由不成立的,应予书面回复。当事人可申请复议,复议期间文书应暂停公开。因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需查询不公开裁判文书的,应凭有效证件并说明理由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决定。如法院在裁判文书公开过程中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应对相关人员问责。此外,民间网站出于牟利等目的收集转载官方公布的判决书,如有侵犯当事人隐私情形,当事人有权要求相关法院协助处理。

    结  语

    一个值得当事人信赖的司法制度,可以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司法的公正与公信不在于宏大庄严的话语,而蕴含在每个司法细节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尊重,体现在每宗纠纷的妥善解决。裁判文书上网,最终要通过每一份裁判文书向社会传递司法公信。此举关系司法公信的有效落地,关系千万当事人甚至其家庭所涉矛盾的化解,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当作更深远的审视探微,执行细节慎之又慎。

 

 

(作者单位: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



[1] 林广海、王晶:《裁判文书上网:公开 知情 监督三重奏》,载《人民司法》2013年第12期。

[2] 抽样说明:从广东、湖南、江西等近20个省份中的50家法院(含基层法院、中级法院)中,每个法院抽取样本判决书一份。

[3] 李赛、张琰:《离婚判决书网上被“晒” 夫妻隐私一览无余》,载2013年12月31日《重庆时报》。

[4] 相关报道见于张祥、邹琴:《网站发布判决书没隐去身份证号和住址 律师称侵犯隐私权》,载2013年8月2日《潇湘晨报》;梁赓:《判决文书网上公开之后》,载2014年3月17日《山东商报》;梁赓:《判决文书网上公开之后》,载2014年3月17日《山东商报》;辰光、邵子洋:《几百万份判决 网上随便查》,载2012年9月14日《法制晚报》;王淇:《网上“晒”判决书 侵犯隐私权吗?》,载2012年11月23日《辽宁法制报》以及本文注释3。

[5] 《法院公开判决书,我可以起诉侵犯隐私权吗》,载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BQDmclofuVzmLuXubrRtOGU4s7J-cA6wRIoETT-_wADAlr-XCWo_k1rlSW8xI2D_F4MzlcIcsywn1fkmKmNlNK,2014年7月20日访问。

[6]如《关于天涯社区<东莞中院案件上网是赚钱还是便民?>帖子的调查发布》,载 http://www.dgcourt.gov.cn/gonggao/xilan.asp?id=770,2014年7月20日访问。

[7] 蔡碧玉:《判决书公开与隐私保护》,载2013年9月5日《检察日报》。

[8] 李友根:《裁判文书公开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载《法学》2010年第5期。

[9] 刘练军:《司法要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96页。

[10] 何帆编译:《美国裁判文书上网情况》,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5期。

[11] 胡夏冰:《理性地看待判决书上网——与贺卫方教授商榷》,载2006年1月5日《法制日报》。

[12] 林娜编译:《欧洲各国裁判文书上网情况》,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5期。

[13] 杨建文:《韩国的文书公开制度》,载2013年8月23日《人民法院报》。

[14] 龙飞编译:《香港地区裁判文书上网情况》,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5期。

[15] 龙飞编译:《台湾地区裁判文书上网情况》,载《法制资讯》2013年第5期。

[16] 黄彩华:《司法公开的信息社会背景》,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9期。

[17] 黄忠:《隐私权视野下的网上公开裁判文书之限》,载《北方法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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