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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达的“合理路径”
2017-06-20 15:14:47 来源: 作者: 【 】 浏览:1089次 评论:0

略论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达的“合理路径”

——立足于“一带一路”战略新视野

雷 彩 霞       胡  江

 

    一、直面现状:送达难,咫尺天涯

    (一)以惠州市法院涉港澳民商事审判为样本进行分析

    惠州市两级法院从2012年开始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根据司法统计数据, 惠州市两级法院从2012年至2016年(2016年数据统计到11月18日),共受理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2725件(其中涉港澳2271件,占83.34%),结案2452件(其中涉港澳2023件,占82.5%)。惠州市中院受理二审涉外民商事案件417件(其中涉港澳324件,占77.7%),结案343件(其中涉港澳275件,占80.17%)。由此可见,惠州地区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呈现大幅上升的趋势,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在整体中举足轻重。

    惠州市两级法院2012年至2016年11月18日受理一审涉港澳民商事案件数量图

惠州市中院2012年至2016年11月18日受理二审涉外民商事案件数量图

    涉港澳案件在涉外案件中所占比例较大,以2015年惠州两级法院受理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为例,共受理626件,其中涉港526件,涉澳9件,涉台63件,涉外28件;共结案571件,其中涉港478件,涉澳9件,涉台55件,涉外29件。

惠州市两级法院2015年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分析图

惠州市两级法院2015年审结涉外民商事案件分析图

    (二)以惠州市法院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情况为样本进行分析

    1.主要方式。目前,惠州两级法院受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较多,任务重,时间长,主要采取以下四种方式进行送达:(1)直接采取邮寄送达境外当事人本人;(2)向其在内地的代表机构或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3)向当事人委托的内地诉讼代理人或代收人送达,必要时再由该诉讼代理人转递当事人;(4)邮寄送达,只要邮件被退回,特别是邮件上有“地址不详”“该地址查无此人”等批注时,即采用公告送达方式。邮寄送达的比例高达70%,邮寄送达又有约30%未能送达成功,转而进行公告送达。另外,由于法院向港澳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的司法协助、委托送达安排程序较为复杂,渠道不畅,极少采用内地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相互委托送达安排方式。下面是惠州市中院2014年和2015年二审涉港澳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工作的数据统计:

    2.主要特点。我国区际司法协助与其他非单一制国家的区际司法协助在基础上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协助,而非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协助。因而,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其自身的特殊性:(1)涉港澳送达是单一制国家之下的特殊区际司法协助。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司法协助是一国内不同区域拥有独立的司法权,两地之间的司法协助体现的是维护国家统一,促进三地经济共同发展的对内政策,三地的根本利益是相同的,实施区际司法协助的具体规定与操作程序应该要比国际司法协助更加灵活。(2)涉港澳送达是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区际司法协助。目前,大陆地区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而港澳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导致了内地与港澳地区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的差别,而法律又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所以,内地与港澳地区的法律在本质上就有所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的难度。

    (三)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达的法律渊源

    1.回归前的法律依据。回归前,对港澳地区的送达主要包括依照《海牙送达公约》、粤港送达协议,广东高院于1986年与香港法院就相互委托代办送达签订的《关于相互协助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的初步协议》,其协议规定了七个方面的内容作为送达依据以及双挂号邮寄送达、公告送达、通过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或其他人送达等方式进行送达[1]

    2.回归后的法律依据。回归后,可分为两个时期,1997年7月7日至1999年3月29日,香港回归后之初,香港的主权被收回,原来香港基于英国治权可以与内地共同适用的《海牙司法文书送达公约》和《联合国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际公约》等都不能继续使用,在两个《送达安排》实施之前,司法文书送达出现了“法律真空期”,两地的司法协助陷于停顿状态。澳门回归之初,1999年12月20日至2001年9月14日,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1998年12月30日,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第95条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3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安排》(法释[1999]9号),自1999年3月30日起施行。2001年8月7日,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3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澳门别行政区代表经协商,达成了《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证的安排》,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86次会议通过该安排(法释 [2001]26号),自2001年9月15日起在内地施行。上述两个《安排》明确了三地的送达机关、委托送达文书的范围、送达文书的要求、送达的执行及送达的依据等问题,填补了香港澳门回归后两地司法协助中关于区际送达制度的一项空白,属于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实践证明两个《安排》对三地跨境送达的助益有限,主要问题是费用高、周期长、成功率低。

    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补充了上述两个《安排》的不足,规定了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并明确规定了公告期间和认定邮寄送达的效力问题。

    为进一步解决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463次会议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并于2009年3月16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电子送达等效力问题。

    二、剖析成因:送达难,难在何处

    (一)存在问题

    1.送达周期长。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的周期一般长达一、两年之久,被告下落不明、住所地不确定,导致大量案件难以送达,特别是少数港澳台当事人投机性或者欺诈性明显,在商业交往中故意不提供详细住所,或者在达到不法目的后突然出逃下落不明,导致大量的案件必须公告送达。省高院对于域外公告要先往上审批,得到审批同意后方可传公告文书,审批完成后,涉港澳案件的公告期需要三个月,众多原因作用下导致整个诉讼过程旷日持久,不利于争议的解决。

    2.程序繁琐。根据《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安排》及《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查取证的安排》,内地与港澳方面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均须通过各高级人民法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进行。由于中级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委托港澳法院送达司法文书,只能通过高级人民法院进行送达,委托手续繁琐,环节多,耗时六个月不足为奇,而且也不一定能够送达成功。

    (二)原因分析

    1.当事人难找。当事人及其诉讼参与人居住于港澳地区,因港澳地区的居民身份证无当事人的住址信息,有些当事人在商业交往中故意不提供详细住所,导致司法文书的送达成功率低。根据香港法院出具的送达证明统计,目前香港法院对于内地委托送达的司法文书不能成功送达的主要原因一是内地法院提供送达的地址不详;二是地址无误,无人应答;三是地址无误,但却没有受送达人。[2]另外,对于被告双重身份的问题,即被告既有香港身份又没有注销大陆身份,存在是否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的问题。

    2.缺乏统一指导意见。两个《送达安排》出台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问题未见改善,最高人民法院自行出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其中第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向在内地没有住所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送达。” 其中“可以”一词用意明显,实际上置两个《送达安排》于可用可不用、可有可无的状态,不利于制度的健全和完善。由于当前最高院与港澳方面未在送达工作运行方面出台统一指导意见,很多实际问题无法解决。

    3.内部衔接松散。根据两个《安排》的规定,内地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审理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需要委托港澳地区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时,必须通过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转递,衔接相对松散,送达的情况往往难以进行跟踪、把握,若送达不畅,出现相关问题,双方也未能沟通,从而使得司法文书送达问题长时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审理案件的效率。

    三、聚焦当前:送达难,能否破解

    (一)破解“送达难”的必要性

    送达是人民法院依法定方式,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送交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一种诉讼行为。送达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作用不言而喻。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中,虽然当事人同在一个国家,但内地法院工作人员未能亲赴港澳送达,增加了送达的难度。做好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送达工作,无论对于当事人,抑或对于案件审理的进程,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送达关系到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实现。如在诉讼初期,法院向被告送达原告的诉状,通知被告开庭时间、举证期限、诉讼须知等,为被告反驳原告主张,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机会。诉讼后期,法院向当事人送达裁判文书,告知其审理结果,为不服裁判的当事人提供了上诉机会。  

    2.送达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民事裁判的质量和效率。送达将各个环节(立案、开庭、答辩、判决、调解、上诉、执行等)串联起来,进而推动整个诉讼进程。若在诉讼的任何一个程序中出现送达问题,必然会带来整个诉讼程序的阻滞甚至中断,严重则影响司法公正。

    (二)破解“送达难”的可行性

    1.“一带一路”背景下粤港澳经济高度相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一带一路”战略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和平发展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对于粤港澳经济高度相融,具有催化剂的作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充分发挥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等开放合作区作用,深化与港澳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排头兵和主力军。加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司法协助,有了经济上强有力的基础。

    2.“一带一路”指引下法治事业的蓬勃发展。自1980年审理第一宗涉港澳商事纠纷案件以来,广东涉港澳民商事审判已经走过了36个春秋。“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作为经济关系保障和矫正机制的相关立法与司法协助制度在实践的催逼之下日渐成形。目前,面对庞大的司法需求,中央对法治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立法制度上看,内地与港澳相继签订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及其系列补充协议。在司法协助制度上,内地与港澳之间分别就送达、取证、民商事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签订了协议安排。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7月8日出台《关于人民法院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9 号),指出要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建设中外市场主体的司法关切和需求,大力加强涉外刑事、涉外民商事、海事海商、国际商事海事仲裁司法审查和涉自贸区相关案件的审判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因此,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探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的送达问题,具有现实意义。此外,2017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协商,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法释 [2017]4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97次会议通过该安排,于2017年3月1日正式生效。该安排的签署是在内地和香港司法协作商签工作停滞近十年后的一项重大突破,为推进两地民商事领域司法协作再次迈出重大一步。

    四、探究路径:送达难,路在何方

    路径一:立足大局,积极探索促送达。人民法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大决策,深刻认识自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肩负的重要职责,以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广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广东与港澳地区的往来最为密切,涉及到的案件送达也最多,在广东法院可采用试点的方法,进行积极探索,总结具有广东特色的经验,并进行复制、推广,逐步向内陆辐射。

    路径二:加强沟通,共同协商助送达。目前,内地与港澳台司法高层交流日益机制化、经常化,互访不断。在周强院长就任不久,港澳终审法院两位司法首长均率团来访,最高法院与台司法主管机构在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司法交流框架下各组3团互访。[3]2017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律政司就进一步推进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签署了《会谈纪要》,明确了有关司法协助安排商签工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双方都表示两地司法协助仍有很大的发展需要和进步空间。[4]尽管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司法交流日益增多,但目前尚未建立长效沟通联系机制。归根结底,涉港澳送达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更重要的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内地与港澳既然已在两个《安排》中对区际送达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就应当将这一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制定更为详细的规则。相信通过内地与港澳的共同努力,可减少各方民事送达法律冲突。

    路径三:简化程序,调动能动性多送达。为进一步简化司法委托送达的程序,避免在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转递环节造成不必要的延误,笔者建议,可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授权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港澳法院对接,以减少中间文书流转的环节。至于如何授权,授权后中级人民法院与港澳地区法院如何衔接,需要双方共同协商确定。另外,在送达上也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法院可以依当事人协商确定的送达方式进行送达,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民事送达领域的充分体现,香港也允许当事人协议送达的方式。笔者认为,可在立法中规定,当事人可以自由选择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和送达地点;拒不选择的,由法院依照法定方式进行送达。

    路径四:多管齐下,千方百计巧送达。据目前情况,在涉港澳民商事审判中,鉴于简便快捷的优势,应以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主,以代为送达、司法协助委托送达为辅助。我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缔约国,在参加该公约时,我国对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为充分发挥邮寄送达的作用,笔者建议撤回对《海牙送达公约》的保留。同时,内地法院在送达前要考虑案件的性质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从便利法院审判、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降低诉讼成本等因素出发,在法律规定的众多送达方式中选择适当的方式。对于特殊案件可能难以送达成功的,可以多管齐下,运用多种方式进行送达,避免因一种方式无法送达才启用另一种方式而浪费了时间。对于公告送达,是否需要穷尽一切送达方式才能使用呢?笔者认为,只要通过任何一种送达方式能确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即可采取公告送达,以进一步提高送达的效率。

    路径五:运用科技,不拘一格快送达。诉讼效率价值要求一种诉讼程序尽可能以较小的成本来完成,在送达上也应当尽可能地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上的成本。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国际互联网业务的迅速发展,现代通信方式已不局限于传统的邮件,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传送信息日趋普遍,这使法院已具备通过国际互联网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物质条件。笔者认为,电子邮件、传真、短信等电子送达方式,可以作为传统送达方式的有益补充或者辅助方法,法院可大胆采用这些现代通讯手段送达。但是,使用这些手段必须谨慎,送达的前提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相应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的,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

    五、结语

    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送达制度在不断地完善并缓慢向前发展,从最早的《关于相互协助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的初步协议》,到两个《安排》,再到《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颁布与施行,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送达制度框架。笔者相信随着经贸交流、人员往来的持续深化,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贯彻落实,内地与港澳将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以务实的态度进一步推动司法互助,并不断解决在实际送达中出现的问题,最终将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送达上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合理之路”。

 

 

 

(作者单位: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1] 熊毅军:《涉港澳台商事审判中的区际送达现状》,载2004年5月12日《人民法院报》。

[2] 冯霞:《我国内地区际民商事送达制度的司法探索》,载《人民司法》2006年第8期。

[3] 张先明:《司法协助突破万件大关》,载2014 年1 月13 日《人民法院报》。

[4] 程国维:《内地与香港签署民商事司法协助工作会谈纪要》,载最高人民法院网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8462.html,2017年4月5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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