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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审实质化视域中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2017-06-20 15:16:23 来源: 作者: 【 】 浏览:1414次 评论:0

庭审实质化视域中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翟 健 锋

 

   

    一、从一则信访案例谈起

    案例:2015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康某某(男)与被害人陈某某(女)因感情问题产生纠纷,康某某约被害人陈某某到广州新白云机场南工作区景观河边散步,被告人康某某乘被害人陈某某不备之际用手臂勒被害人脖子,致其昏迷并推入景观河内,致被害人溺水身亡。

    该案经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生效,以被告人康某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本案在审结生效后不久,被害人陈某某的丈夫王某某出现在该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室,对该案提出信访意见:法院没有通知被害人陈某某的家属参加庭审,也没有通知其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在该信访个案中,作为直接被害人陈某某的家属王某某并没有对该案的实体判决结果提出异议,仅提出要出庭参加庭审的问题。姑且不论该案最后如何处理,反观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应否出庭?被害人的出庭率有多高?法院在案件审判中是否依法向被害人及其家属送达了起诉书、传票及开庭通知等法律文书?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害人在刑事庭审中的参与程度如何?笔者作为一个司法实务工作者,居于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背景下,对被害人诉讼地位和权利的保障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期希对我国刑事被害人制度有所裨益。

    二、庭审实质化视域中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考察

    (一)被害人诉讼主体及权利的保障是庭审实质化的必要内容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实践路径,其基本内容和目标是“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1]以实现诉讼证据在庭审、案件事实查明在庭审、诉辩意见发表在庭审、裁判理由形成在庭审。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当事人身份,并在诉讼权利内容上确立了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诉讼主体在诉讼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的是诉讼程序中主体的参与性、主动性及对诉讼过程和结果的影响性。刑事被害人虽然在法律要件上具备了诉讼主体地位,但在刑事诉讼的实际运行中,尤其是在刑事庭审的场景中,被害人处于被“遗忘”及被边缘化的对象,即解决犯罪方案中的组成部分和理解框架的设计中并没有包涵直接遭受犯罪侵害的人们。“以庭审为中心是以审判为中心的逻辑推演”[2],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及权利的庭审实践运行和具体保障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内容。

    (二)刑事庭审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之实质性缺席

    1.法院在开庭前极少通知被害人及其家属。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十日以前应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告人,并没有具体规定送达被害人,对没有提起民事诉讼的被害人不仅不送达起诉书,就是开庭传票乃至判决后的判决书都未送达给被害人。被害人的庭审参与权没有得到保障,导致被害人的申请回避权、委托代理权、请求抗诉权等诉讼权利无法实现,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的法律规定和实践运行均虚化。

    2.被害人参加庭审不能对公诉事实、证据发问、辩论并陈述意见,只能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对民事赔偿提出诉讼请求。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庭审中被害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陈述权,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可以发表意见并参与庭审辩论,在实体权利内容上与被告人相当。但在审判实践中,公诉人对被害人发表的与起诉事实不一致的意见一般也不予回应。与庭审中专门设立被告人最后陈述阶段相比,被害人在庭审中发表陈述的机会受到法官和公诉人的限制,其独立陈述权并没有得到切实的保障。

    3.被害人在庭审中受到“二次伤害”。在审判实践中,涉及被害人隐私的案件,特别是性侵犯犯罪、被害人对案件的引发有责任的案件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发问及陈述意见甚至是公诉方对案情细节的提问方式和内容都存在使被害人感到羞辱或侵犯隐私的情形,被害人因法庭质证而被迫陷入对被害经历的痛苦回忆中,从而经历“二次被害”(secondary victimization)。审判实践中曾发生被害人家属冲击法庭的案例,其中原因就是被告人的辩护人在庭审发表意见中大肆渲染被害人的过错引发被告人对被害人性侵犯的责任,更甚至有性侵犯案件的被害人基于害怕出庭作证而卧轨自杀。

    4.从被害人角度看,参与庭审对被告人的量刑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我国庭审程序中定罪与量刑程序不分,不存在独立的定罪阶段和量刑阶段,在法庭辩论阶段主要是控辨双方对事实、证据及定罪问题发表意见,不存在独立的量刑辩论阶段,法院在法庭调查和辩论后进入评议阶段,在合议庭评议中一并解决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在被害人看来,虽然参与庭审程序,但对法院的裁判尤其是对被告人的量刑并没发挥有效的影响。

    5.法院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中,对不具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身份的被害人的诉讼请求不予引述和回应。在诉讼程序上法律文书具有终局性价值,最高人民法院制作的刑事裁判书的格式中没有对被害人诉讼主张的设计,作为裁判者的法院对被害人的诉讼主张形成法律事实上的“忽略”和“遗忘”。

    三、刑事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的正当化根据

    (一)以人为本司法主体理念的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强调司法制度的设置要将人居于社会的目的地位来考量。[3]司法主体性理念是以人为本理念在司法制度中的弘扬和型塑。在诉讼司法场域中,赋予当事人为主体地位,使其成为诉讼活动主要支配者和实质参与者,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和尊严,不能将当事人作为司法之客体。“自从有刑法的存在、国家代替被害人实施报复时开始,国家就承担着双重责任。”[4]现代刑法确立犯罪人主体地位是对个人自由命题的重要贡献,是“国家——个体”二元范式处理国家与犯罪人之间权利博弈关系的结果,在被害人问题实际上同样存在着个体的自由如何被尊重和实践的问题,同样逻辑需要“国家——个体”二元范式来处理国家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被害人相对于国家的公法地位的确立,是将被害人引入刑事法律关系的逻辑前提,同时也构成刑事实体法领域引入被害人视角的正当性根据。”[5]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强化以实现被害人和被告人间权利的平衡,是司法主体性理念的价值意蕴,也是考量司法制度目的正当的根据。

    (二)程序参与性原则的要求。“在实体与程序的关系上,二者并不是对立的,程序正义不能脱离实体正义独立存在。”[6]程序参与性属于程序正义的底线伦理,属于基本程序保障权,在事实上构成自然正义的价值判断。程序参与原则的要旨在于诉讼程序中所有涉及的利益方均有知情权和发表意见权。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人,是刑事裁判直接影响的个体。只有赋予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才能保证被害人的充分参与性。诉讼主体与其他诉讼参与者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享有充分、有效的参与权。同时,更为主要的一点是,对程序的参与本身便具有吸收被害人报复心态、化解痛苦情绪的功能。

    (三)惩罚犯罪和诉求赔偿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心理动因。现代刑事司法并不排斥报复和赔偿,在实体刑法的构建上报复更是基础价值理念,被害人的报复和获得赔偿的愿望是现代刑事司法建立的基础动因。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刑事司法的主线之一即是被害人报复和获得赔偿意愿的满足。“被害人的报复和获得赔偿的两种心理之间基本上是同时发生、并行不悖的。”[7]被害人报复追求的是对犯罪人的惩罚,获得赔偿的意愿是弥补损失,在两种心理动机的实现过程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冲突或相互影响。犯罪人如果愿意高额赔偿,使被害人获得赔偿的愿望得到充分满足,那么被害人的复仇动机相应地就会减弱些,从而同意对犯罪人判处较轻的刑罚,所以高额赔偿有时能消解报复;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被害人宁愿少得些补偿甚至不求补偿,只追求对犯罪人实施严厉的惩罚。被害人报复与赔偿的愿望在不同性质的案件中表现侧重不同,在侵犯财产的犯罪中,被害人要求恢复财产的赔偿愿望明显增强,而在侵犯人身权利的比较恶性的暴力案件中,被害人报复的心理会明显强烈。当被害人其中一种心理处于主导地位时,这种心理动机的满足将会减弱另一种动机的需要。

    所以,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实体权利内容就是其诉求报复和获取赔偿的两种心理动机的具体体现,被害人参与刑事庭审,在这种“看得见的正义”的场景下使犯罪人得到刑事惩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更能使被害人在心理上得以平抚。我们在刑事审判中不能忽视被害人的报复心理,不能认为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其诉求仅是获取经济赔偿,使犯罪人受到刑事惩罚并承担经济赔偿责任是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的主要实体权利内容。

    四、刑事庭审诉讼主体权力(利)关系的博弈

    在刑事诉讼主体地位和刑事庭审基本构造上,被害人与公诉方、犯罪人、裁判者之间权力和权利内容的冲突和制约构成了刑事庭审诉讼主体权力(利)博弈关系的基本内容。

    (一)被害人与其他诉讼主体权力(利)关系的规范性分析

    被害人与公诉方之间。在公诉案件中,公诉机关代表执掌国家起诉权,取代被害人的位置,承担起追究和控诉犯罪的职责。但由于各自的立场和考虑问题的层面不同,公诉机关代表的是国家和社会利益,在利益内容和指向上与被害人所追求的个体利益并不必然一致,在产生冲突的情况下被害人对检察官的重大决定不服却无法进行有效的制度制约。“被害人与检察官之间关系的协调出路在于构建一种权利制约权力的制度机制。”[8]该机制的主旨在于被害人权利对公诉方权力的约束,通过发挥被害人的制约作用,实现对公诉方在审查起诉阶段的充分参与。在规范保障上形成被害人与控诉机关在执行控诉职能上的相互配合、相互制约,控诉是主线是控诉机关的当然职能,被害人通过对控诉机关的相互配合与相互制约来实现自己的控诉职能,表达自己的诉讼主张。

    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增强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无疑会产生一种疑虑,即加重了控方在诉讼中的砝码,从而冲击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这有导致现代刑事诉讼在被告人保护上所取得的进步毁于一旦的危险。无可讳言,无犯罪即无被害,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产生直接冲突是诉讼制度设计的基点,是制度本身无法回避的,所以加强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权利的保护应坚持以下原则:在不损害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增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对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并不冲突或共同享有的诉讼权利,应在基本诉讼权利方面不加歧视地予以平等保护。[9]

    被害人与裁判者之间。法官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裁判者,在刑事程序中居于中立的地位,对于被害人报复和获得赔偿心理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吸收被害人参与刑事审判,参加庭审质证,尤其是参加量刑辩论,被害人通过陈述影响裁判者量刑,让被害人在看得见正义的司法场景中实现其诉讼愿望,必然会提高其对司法程序的满意。

    (二)被害人与其他诉讼主体权力(利)关系博弈的实践彰显

    案例:2007年4月6日凌晨,被告人刘某林认为员工王某某泄露其经营信息,纠合同案人刘某某共同对被害人王某某拳打脚踢,致被害人王某某伤重死亡。当晚,被告人刘某林指使同案人刘某某等人将被害人王某某的尸体抛弃于广州市天河区某镇的水沟内。被告人刘某林的同案人刘某某已经在2005年因此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并判处附带民事赔偿13万元,但没有执行到款项。

    从本案开庭及庭后双方的调解情况看,被告人及被害人的家属都有在民事方面进行协商调解的意向,最终双方均能接受的调解数额是50万元,但被告人家属对该调解的数额是附条件的,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刘某林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才同意支付上述款项,被害人家属同意被告人家属的附条件的调解意见,要求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可以对被告人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该案在最后处理中,并没有根据上述附条件调解协议直接下判,而是将该赔偿调解协议在公诉方、被告人、被害人三方均到场的庭审中予以质证,并听取公诉方的意见。该案最后以被告人刘某林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民事部分调解以被告人赔偿50万元结案。公诉方、被告人及被害人对上述判决结果均没有意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体现了公诉方、裁判方、被告人及被害人之间权利与权力内容的冲突与制约:

    被害人与裁判方之间。被害人提出被告人家属最少支付50万元以上才接受双方的调解,才对被告人表示谅解,同意法院对被告人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而法院根据犯罪事实情况,如果双方在民事调解方面不能达成谅解,被告人刘某林的量刑不能低于其同案人的量刑情况,而且由于刘某林是指使同案人参与犯罪,刘某林的量刑只能高于同案人的量刑。所以,在上述法律关系中,作为被害人家属对被告人表示谅解的被害人影响陈述对裁判方的量刑权存在影响和制约。

    被害人与公诉方之间。本案在第一次庭审中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刘某林故意伤害他人致死,并抛尸灭迹,情节恶劣,应该从重量刑,在第二次庭审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家属达成的赔偿调解协议作为证据予以出示、质证,公诉方建议法院根据双方的赔偿调解意见可以对被告人刘某林从轻判处。所以,被害人所接受的赔偿调解意见符合被害人方的个体利益,该个体利益与公诉方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内容和指向上均没有冲突,公诉方也支持被害人与被告人方所达成的调解意见。

    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该调解意见是双方基于自愿做出,在法律上并没有侵犯双方的基本诉讼权利,被害人方在惩罚犯罪人和获取赔偿方面得到了一个可以接受的中间点,被告人方通过对被害人做出积极赔偿争取到一个较轻的量刑结果。

    五、刑事庭审中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机制

    (一)在立法层面加强刑事被害人基本权利的保护

    在国际上,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1985年联合国大会《为罪行和滥用权利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其中第4、5条规定提出对被害人的权利全面保护的具体实体权利内容和程序规则,并强调被害人可以参加诉讼。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就兴起了被害人保护运动(victim  movement),1982年总统里根成立的犯罪被害人保护方面的总统特别委员会将“犯罪被害人在司法程序的所有关键阶段拥有出席和听证的权利”直接写到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英国《皇家检察官准则》的第6、7条、德国在刑事诉讼法典第五编、第二编中均规定了被害人参与诉讼的具体权利,德国于1986年指定《被害人保护法》加大了对被害人的保护。

    我国宪法确立了人权保障的宪法原则,刑事诉讼法也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但立法规定和审判实践出现较大的反差,具体而言,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规定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对刑事被害人基本权利的保障也是该宪法规定的推演性原则,刑事诉讼法没有专设被害人诉讼权利篇章。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被害人只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才会作为诉讼当事人进入程序,被害人身份被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身份所代替。相比较上述以基本部门法和特别法对被害人的基本权利予以细化规定的国家而言,我国的立法理念和立法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宜增设专门的“被害人权利篇”,或者制定特别法《被害人保护法》。

    (二)被害人参与庭审的具体保障机制之构建

    1.更新司法理念,依法保障被害人的庭审参与权、知情权及诉讼权利的处分权。

    在刑事法律关系上,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具有对等性,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诉讼主体地位所相应的基本诉讼权利,同时,刑事诉讼法作为具体的人权保障法,决定了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也应不受任何歧视地获得平等保护。因此司法机关及司法人员需要更新司法理念,保障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及相应诉权的实现,其中首要保障的是知情权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

    在具体的审判实践中,为保证被害人的知情权和处分权落到实处,应该实施以下具体制度:(1)检察机关开具参加诉讼的被害人名单,确认参与诉讼的被害人的名单及通讯地址,检察机关在移送法院审判时一并提交,这符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规定;(2)通过现代化通讯手段送达法院的起诉书、传票及通知书。除按照法律的要求送达法律文件外,采用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送达法律文书为现代刑事审判所必需;(3)经传唤被害人未到庭,即视为放弃诉权。

    2.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开,引入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

    被害人影响陈述(Victim Impact Statement,简称VIS)[10]在英美法系国家是被害人参与量刑程序的基本方式之一。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陈述是证据形式的一种,借鉴被害人影响陈述制度,可以在改造我国被害人陈述证据制度的基础上进行:(1)将被害人陈述纳入证人证言的证据形式,适用证人证言的质证规则;(2)庭审法庭辩论可以分为定罪辩论和量刑辩论两个阶段,被害人在量刑阶段充分参与辩论,以陈述量刑意见;(3)特别案件如未成年人案件、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审判过程中可以将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分离,量刑程序在定罪程序后的十至十五日内进行,在这个期间控辩双方可以就量刑问题作准备,量刑程序可以以法官听证的形式展开;(4)被害人提交被害人影响陈述,供法院在量刑评议程序中考量。

    3.保护被害人的隐私权,防止庭审中被害人受“第二次伤害”。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规定了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不予公开审判,但对庭审中公诉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被害人隐私问题的提问方式及内容可能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情况没有具体的庭审规则,这是我国庭审制度尤其是被害人(包括证人)出庭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于性侵犯犯罪、严重暴力犯罪案件的被害人可以设立以下出庭保护制度:(1)法庭上设置的遮屏、改变被害人声音特征、通过网络等不直接面对被告人的方式陈述案件事实;(2)禁止没有律师代理的被告人亲自交叉询问性侵犯犯罪案件的被害人;(3)只有在确属为查明案件事实所绝对必需的案件中,才允许公诉人、辩护人要求被害人就被侵犯的细节做当面的回忆性陈述。

    4.建立重大案件被害人(证人)出庭保护制度。

    直接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还具有证人的地位,被害人陈述本身就是认定犯罪事实成立的直接和关键证据。随着犯罪有组织化、智能化和暴力化的发展,被害人出庭指证犯罪人所面临的危险和威胁越来越大,特别是面对重大严重暴力案件、黑社会性质案件及其他有组织犯罪案件。第16届国际刑法大会通过宣言,允许被害人(证人)在特殊情况下隐瞒其年龄、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同时要求司法机关对被害人及证人采取可能条件的改变身份和工作的保护。美国在70年代就制定了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证人安全方案,并成立证人保护局。我国香港地区成立了证人保护组(WITNESS PROTECTUNIT 简称WPU),受WPU保护的证人主要是香港刑事诉讼中所称的在黑社会、恐怖主义、严重暴力犯罪案件中作证的“恐惧证人”。[11]

    当前,从我国审判实际出发,在审理重大案件、黑社会性质案件及其他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可以设立以下被害人出庭保护制度:(1)正式开庭审理前(庭前证据展示程序)展示被害人陈述(证言)及其个人被侵害的情况并形成录像资料,在庭审中作为证据出示;(2)允许匿名出庭,即允许被害人在法庭上不告知其真实身份、姓名和住址,但其真实身份、住址应在案卷中有具体反映;(3)被害人出庭方式可以作变通规定,重大案件的被害人可以不在法庭上出现,而在法庭外的房间通过电子传输系统与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开展质证。

    5.在法庭上设置被害人席,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对被害人的诉讼请求和量刑意见予以回应和说理。

    法庭空间中诉讼角色位置的设置是诉讼主体地位和关系的外在征表,它由司法的理念和制度所决定,同时又以其文化和心理的作用对程序的运行甚至审判的结局产生影响。[12]然而,审判实践中法庭席位的设置上一般只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席而没有被害人席,但从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的规定看,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并不必然具有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被害人在具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条件下才具有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身份。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不设置被害人席并非简单的偶然“遗忘”,而是理念和制度的缺失,在刑事庭审中设置被害人席对裁判者、公诉人及被告人等诉讼参与者在文化和心理上意味着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和权利在庭审这个场景中得到确认。同时,作为诉讼程序具有终局性的刑事裁判书的制作中,应该对被害人在庭审中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及量刑提出的意见予以回应和说理,在裁判书中展示被害人充分参与庭审的过程,这是裁判者在法律事实上对被害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地位和权利的确认。

 

 

(作者单位:省法院刑一庭)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 龙宗智:《庭审实质化的路径和方法》,载《法学研究》2015年第5期。

[3] 申君贵著:《刑事诉讼理念与程序完善研究》,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4] 【德】拉德布鲁赫著:《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

[5] 劳东燕:《被害人视角与刑法理论的重构》,载《政法论坛》2006年第5期。

[6] 徐昕:《实体对程序的制约》,载《法治论坛》2008年第11辑。

[7] 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6、57页。

[8] 石英:《论被害人的控诉》,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10期。

[9] 房保国著:《被害人的刑事程序保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5页。

[10] 张鸿巍著:《刑事被害人保护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1] 莫洪宪著:《刑事被害人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77页。

[12] 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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