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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
2017-06-20 15:17:16 来源: 作者: 【 】 浏览:1345次 评论:0

“互联网+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的构建

 

——以提高解纷效率为考量

董睿

 

互联网的兴起、应用和普及,深刻改变了转型时期国内的政治生态、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也推动传统法院审判工作的变革,司法互联网体系的建设、互联网应用能力的强弱事关法院信息化建设的成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确定法院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重点任务并提出在2020年底实现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在全国的深化完善。[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2016年第二次信息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要“加快建设人民法院信息化3.0版,加快建设‘智慧法院’,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②]

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互联网以及相关的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提高审判质效、便捷民众诉讼、打造阳光司法以及推进法院精细化管理等方面已经开始逐步渗透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实现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当前法院系统对互联网的使用已经初见成效,在审判业务方面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电子送达、联网财保、庭审直播等高效透明的工作方式,在司法服务方面也逐步建立了法院官网、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等为公众提供法律咨询、普法宣传等服务。但需要清醒地看到,目前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手段在法院工作中的覆盖面、融合深度以及应用程度均远未达至理想水平,各地方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且法院整体的信息化程度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有学者对全国政务微信情况进行统计,法院和检察院的订阅号和服务号在账号数量、粉丝数量以及阅读数量等方面均远少于公安、卫计、团委等部门[③],反映出法院信息化工作已经落后于其他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大推进力度,形成信息化建设“一盘棋”的良好局面。

随着立案登记制以及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深入,法院所面临案多人少的矛盾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得到明显改善。从诉讼制度本身着手来缓解人案压力,既会面对较多的制度性障碍,又存在优化空间有限的限制。从诉讼外部着手,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是更为现实有效的发展之道。从提升司法工作解决纠纷效率的目标而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信息化具有同样的价值追求。以“互联网+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方式解决当事人的纠纷,能够产生乘数效应,大幅提升解决纠纷的效率,为法院工作能力升级开拓全新局面。

二、广东省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实践

(一)搭建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

    目前,我国基层法院基本上设立了诉讼服务中心,其中大部分都在诉讼服务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诉调对接中心、调解工作室、法官工作室等形式多样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构,为法院开展诉前联调、诉调对接、案件分流、民商事速裁等工作提供了物理平台,有利于对多元化纠纷解决工作进行集约管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多头衔接的问题。目前平台建设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依托法院的工作平台和司法资源,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建立完备的工作制度,明确相应的工作职责。在法院主导之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作为纠纷处理的一线接收站和中转站,其能够整合社会资源,与各类社会化纠纷解决机制进行衔接,形成人民法院与社会调解组织在职能上的良性互动、在作用上优势互补。2008年起广东省积极推动在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 设立人民调解室,通过诉前告知、诉中委托、联合协助等方式,开辟诉讼与调解对接的“绿色通道”。珠三角地区的部分法院还在交警部门设置法官工作室,派驻法官开展调解工作,增强与行政调解的对接联动。据有关统计显示,截止2014年底,全省拥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361个、人民调解工作室3277个。[④]

(二)充分调动综治组织、行政机关及社会力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汇聚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社会治理系统,涉及到行政机关、社会团体等多类主体,通过各主体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形成纠纷解决的合力。2009年起,广东省针对基层矛盾治理资源分散、单打独斗的现状,用两年时间建立起121个县(市、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1584个镇街和19个管理区(农场)中心、25779个村居和550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工作站(室)。[⑤]利用综治平台实现综治、信访、司法等部门集中办公,整合法庭、公安、民政、城管、国土、社保、交通、安监、林业等行政部门力量,形成大综治大调解的新格局。在调动社会力量方面,通过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名册制度,加强与金融、房地产、保险等行业协会的沟通,完善调解规则和对接程序,发挥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专业化、职业化优势。吸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专业技术人员、基层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网格管理员、“五老人员”(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等参与纠纷解决的过程,发挥其具备专业知识或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的优势。部分法院还探索聘用心理咨询师、注册会计师等具有专业职业资质的人员为群众提供心理疏导、评估、调解等服务。

(三)完善诉前联调等多元化纠纷解决制度

在建设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过程中,广东省法院通过创新和落实诉前联调、调解前置、在线纠纷解决、司法确认等工作制度,丰富和发展了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以诉前联调机制为例,广东省从2011年2月始探索建立诉前联调机制,在当事人立案之前,由法院牵头与相关行政部门、人民团体、行业组织等组织联合调处,将民事纠纷解决在诉讼程序启动之前。通过进一步明确适宜适用诉前联调的案件范围,建立具体的操作规范,有效整合社会各类解纷资源,促进并规范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司法确认制度来源于《民事诉讼法》,当事人可以就通过调解组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向法院申请确认该调解协议的效力,并由法院作出确认裁定,从而赋予调解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通过将司法确认制度与诉前联调工作进行挂钩,有效完善了诉调对接的渠道,促使基层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以解决。根据“互联网+”的战略要求,部分法院积极探索现代信息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运用,在目前已经建立起电子送达的信息平台的基础上,探索增加网上立案、在线调解等功能,创新高效便捷、灵活开放的诉调对接机制,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信息化发展。

三、现行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存在的效率问题

(一)纠纷解决平台建设不完善

    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建设的发展方向是将诉调对接平台建设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的综合服务平台。根据目前的平台建设情况来看,仍远未符合“规模化、系统化、常态化”的标准,其主要问题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平台功能不够完善。一方面体现在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所具备的功能较为单一,目前大多数法院均是围绕原有的诉讼服务中心和诉调对接平台的基础上进行功能的简单合并,并未注重进行新功能的开发和衔接机制的建立,比如在案件分流方面仍未建立明确的标准和流程化的操作规则,特邀调解员的管理和培训的制度规范基本空白,对相关人员未制定教育培训计划;另一方面体现在已有的功能不够完善,在其核心的诉调对接工作和诉讼服务工作方面仍存在诸多缺陷与空白,比如在调解方式上仍旧较为单一,律师调解制度以及法院专职调解员制度均未能得到普及。二是平台信息化程度不足。与审判工作的信息化程度相比,多元化纠纷解决平台出于发展阶段和物理空间等的限制,信息化程序仍旧较低,从联系当事人到调解流程的记录再到调解结果的确认等环节仍采用传统的工作方式,未能在工作中较好地利用互联网技术以提升效率。三是平台覆盖的范围较为狭窄。目前诉前联调的覆盖范围主要为法律关系较为确定、双方争议不大、调解难度较小的领域,例如婚姻家庭、交通事故、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对于当下矛盾多发的劳动争议、房地产业、医疗纠纷、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应用仍然有限,在环境保护、金融行业和电子商务等新兴法律关系领域则基本未有覆盖。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空白

    尽管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但在省级层面关于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整体制度设计仍较为缺乏,广东省高院拟定的《关于全面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仍处于征求意见阶段,并未发布实施。且其中对诉调中心的建设、特邀调解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机制等内容规定得不够具体,与“三大”调解的衔接机制以及与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等主体的对接方面还缺少具体的制度安排,造成部分调解衔接还停留在表面上,与其他解纷主体的深层次互动以及相关工作的衔接机制仍未建立,人员、场所、信息等资源进一步整合并实现共享的方式有待进一步明确。而对于民商事纠纷的中立评估机制、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无异议调解方案认可机制等创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均仅停留在理论探讨的阶段,未出台相关的操作规范指导实践。

(三)各类解纷主体信息传递不畅

在现实运作中,诉讼与非诉机制的衔接仍不完善,未建立起深入高效的信息传递机制,诉讼与非诉讼解纷主体间的联系沟通呈现明显的非正式性和不规范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于立法和制度构建对司法诉讼的过高期待,在设计过程中就对非诉机制缺少支持,致使实践中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基本由法院来主导和推动,而法院对其他调解组织无任何约束措施,难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更深层更广泛地发展。另一方面是在于缺乏针对多元化纠纷解决的统一管理部门以及信息交流共享机制,人民调解、行业调解、行政调解等调解组织各自为政现象突出,形成调解无序的状态。部分纠纷虽已经过有关组织调解,但信息互不共享,既增加了调解纠纷的时间和成本,且调解成功的概率并未得到明显提高。由于当事人与多元化解纷主体之间、法院与其他解纷主体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在互补衔接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当事人由于缺乏对于解纷渠道的了解,再加上其他调解组织与法院缺少信息共享的情况下,纠纷冲突最终还是进入诉讼渠道,并可能使得前期的调解工作流于形式,增加纠纷解决的社会成本,甚至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

四、“互联网+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具体构建

(一)“互联网+诉调对接平台”

    诉调对接平台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作的中枢机构,其本身具有整合资源、信息交流、管理指导、案件分流等基本职能,而互联网以及大数据技术能够促进诉调对接平台更好地实现相关职能。目前广东省内诉调对接平台的建设仍不完备,信息化程度较低,应当借鉴国内先进的实践经验。比如山东潍坊中院在诉调对接中心设有视频指导中心,对全市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运行情况进行指导、调度,其还开发了“诉调对接信息管理系统”软件,对全市法院诉前调解案件的分流、调处、司法确认等工作进行实时管理、监督和考核,更好地实现诉调对接中心的案件管理职能。[⑥]一方面应继续加强诉调对接平台的硬件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加强互联网等软件的开发和应用,首先需要将目前数字法庭的配置延伸适用到诉调对接平台,为工作统一指导以及在线调解、在线立案等工作提供基础设施。其次,应当以互联网连接诉调对接中心的各个窗口或部门,促进各环节之间信息的流通和共享,真正实现诉调对接平台的系统化和网络化,使司法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法院内部分工协作的效率。最后还应当将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纠纷分流等工作中,运用大数据的分析预判能力,实现纠纷科学高效地分流。通过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运用,打造纵向贯通、横向集成、共享共用、高效便捷的在线纠纷解决平台,能够有效整合各类解纷资源、提高解纷效率,通过网络为人民群众提供多元、及时、便捷的纠纷解决服务。

(二)“互联网+司法服务”

   司法服务存在于法院处理纠纷时与当事人接触的所有环节之中,司法服务的优劣不仅决定了当事人对于法院评价的好坏,也影响着法院工作的效率。法院应当坚持以公众的司法需求为导向,注重信息化建设“全面覆盖、移动互联、跨界融合、深度应用、透明便民、安全可控”的特征,加快网上司法服务平台的建设,提升应用成效。“互联网+司法服务”一方面应当着眼于提升司法服务的质效,以实体的诉讼服务中心为基础,与网上平台、移动手机平台构成三位一体的新型全方位服务平台,实现诉讼服务流程再造,完全无纸化,彻底网络化,推动网上办理各项诉讼事务,实现网上咨询、网上预约、网上立案、网上缴费、网上材料转递,甚至网上阅卷、网上调解、网上开庭、网上判决、网上申请执行一体化。[⑦]另一方面应当注重司法公开的进一步落实,通过加强司法文书公开上网、推进庭审在线直播等工作的开展,丰富司法公开的渠道,使得司法公开更为深入更具时效,构建起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

(三)构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一方面由于法院长期面临案多人少的困境使得需要拓宽纠纷解决渠道,以疏导日益增多的社会纠纷所带来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由于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而催生出了大量因网络购物及网络侵权等而产生的纠纷,在解决这类虚拟网络中的纠纷时,传统纠纷解决模式面临平台转换繁琐、处理效率过低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现实需求。《意见》第十五条也强调应当推广现代信息技术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运用,并提出工作重点在于“建立在线调解、在线立案、在线司法确认、在线审判、电子督促程序、电子送达等为一体的信息平台”。具体而言,在电子送达方面,需要建立起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双向通道,目前电子送达工作虽然已经普及,但是在实践中的使用率并不理想,而且基本上均是用于法院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如今网络识别技术如电子签名技术、电子身份证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效解决网络传递诉讼文书的可靠性问题,应当进一步增加法院适用电子送达的范围,同时还应当建立当事人向法院提交相关电子材料的通道,提高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关于在线调解方面,可以在目前已经建立起的远程庭审系统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完善,客观上使得身处异地或身有残疾等不方便到场的当事人能够及时参与调解,通过降低沟通的成本增进双方的调解意愿。关于在线立案和在线司法确认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与诉调对接机制的衔接,通过在线调解成功的,可引导当事人通过在线司法确认的方式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不成功的,则即时在线立案将纠纷转入诉讼程序,从而大幅提高多元化纠纷解决的效率。随着互联网对法院工作的深入改造,网上法庭也将会得到普及,目前阿里巴巴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合作建设了网上法庭在杭州的私家法院试运行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⑧],证明了运用网上法庭审理互联网纠纷的可行性。

(作者单位: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①] 宁杰:《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规划 全面提升信息化水平》,载2016年2月24日《人民法院报》。

[②] 罗书臻:《加快建设“智慧法院” 推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载2016年7月16日《人民法院报》。

[③] 王玥、郑磊:《中国政务微信研究:特性、内容与互动》,载《电子政务》2014年第1期。

[④] 数据来自广东省司法厅2015年4月关于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调研报告。

[⑤] 邓少君:《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⑥] 姜树政:《诉调对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重要平台——以人民法院诉调对接中心的设置运行为视角》,载《山东审判》2015年第3期。

[⑦] 倪寿明:《互联网+诉讼服务》,载2015年7月29日《人民法院报》。

[⑧] 蒋勇:《互联网时代法院将如何运作》,载2014年7月14日《人民法院报》。

 

Tags:互联网 +多元化 纠纷 解决 模式 构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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