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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办案与德法并举
2017-09-04 16:47:46 来源:人民法院报 作者: 【 】 浏览:398次 评论:0
孔子办案与德法并举
刘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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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孔子世家·始诛》中,记载了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处理的一起父子争吵案。

    孔子将他们父子二人羁押在同一个牢房里,都三个月了还没有判定儿子的罪行,那个父亲就申请撤诉,孔子就将父子都释放了。季孙听到这件事很不高兴,说孔子蒙蔽我,过去他曾经对我说,治理国家首选孝道,现在我想诛杀一个不孝之子,而教育百姓孝敬父母,这难道不可以?但孔子竟然把这个不孝之子赦免了,究竟是为什么?冉有听到了,将此事告诉孔子。

    孔子因此仰天长叹:执政者没有道行而杀戮下层群众不合理,不教育百姓孝敬父母而任其争吵诉讼,无疑是杀害无辜。三军即使打了败仗,也不能将其全部斩杀。老百姓发生争议打官司,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用刑,为什么呢?因为统治者没有尽到教育之责,罪责并不在老百姓。政令散漫而诛杀严密,就等于伤害,应该称之为贼。横征暴敛,永无尽头,就等于欺侮,应该称之为暴。不教化百姓,只要求成功,就等于过分,应该称之为虐。执政没有贼、暴、虐这三点,才能考虑用刑。

    《尚书·康诰》中说,对于刑罚,特别是死刑,要严格依法适用,而不能随心所欲。《荀子·宥坐》中说,面对不顺心如意的人,必须先进行教化,没有效果才能用刑。古代的贤明君主总是先阐释道德来教育百姓,自己不能说服,就用圣贤榜样的力量来感化他。没有效果,才停止教化,直到最后万不得已再施以刑罚,威慑犯罪。这样经过三年,老百姓就会走上正道。即使有刁民不接受教化,对其施以刑罚,百姓也都知道他们的罪责。《诗经》上说,作为大臣要辅佐君主,教育百姓不迷惑。因此,威严的制裁可以不用,严厉的刑罚可以搁置。

    而今却截然不同,道德教育一片混乱,刑罚制裁五花八门,使老百姓迷惑而身陷囹圄,然后再用严刑峻法制裁他。所以刑罚虽然越多了,犯罪行为却不能被遏制。不仅让人想到,面对三尺的门槛,空车也登不上去,为什么呢?因为坡度太陡。而万丈高山,重车也能到达,又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坡度平缓。现今世俗长期颓废,即使有严刑峻法,老百姓会遵纪守法吗?

    孔子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在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破天荒地公布成文法,一石激起千层浪。郑国名臣叔向对此激烈反对,认为老百姓知道了诉讼争夺的依据,将会遗弃礼义,而倚重法律。过去先王们都是根据事实的轻重来定罪的,因为害怕老百姓有争执之心,所以不颁布法律,担心如果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中的成文规定,对长辈、上司就不恭敬了。就连圣人孔子在得知晋国铸刑鼎后,也大声疾呼:晋国危在旦夕了,因为它失去了治国的根本标准。晋国应该遵守唐叔遗留的法度,用来治理百姓,使卿大夫官员高低有序,这样,老百姓就能尊重贵族,贵族才能守住其基业。贵贱分明,就是所谓的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立掌管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晋国的地名——编者注)制定法律,成为诸侯公认的盟主。现在晋国遗弃这一标准,将法律铸刻在鼎上。老百姓看到了鼎上的法律,还有谁会尊重贵族?贵族又怎么守住自己的基业?高低贵贱混为一谈,还怎么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所谓的法律,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本身就违背晋国礼制,又怎么能够成为法律?

    因为历史的局限,孔子反对公布法律,是担心老百姓知道了公布的法律,法律的威力就会减少,必将导致贵贱不分。而法律不确定,使老百姓经常处于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恐怖状态,便于贵族独断专行。中国人历来是通过敬鬼神,来达到畏法令的目的。

    神权法是我国古代夏商时期的主流法律思想,《礼记·曲记》就说“敬鬼神,畏法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虽然神权法不存在了,但法律的神秘面纱始终没有被揭开。一定程度上,敬神鬼的确达到了畏法令的目的。时至今日,民间都流传有“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的古训。今天,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一条重要的法律原则,在法律的时间效力上都是法不溯及既往。可在古代,法律是密不可宣的。

    今天,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法律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开门立法,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民众意见,是我国法治人民性的体现,也是宪法的明确要求。同时,公布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学习、讨论法律草案,本身就是一种民众学习、宣传、普及法律的过程。最大程度地创造条件,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立法,只有这样,所立之法才是良法,才能体现全体民众的意志,法律才能得到全体民众的认可,广大民众才能自觉遵守法律。

    孔子在父子诉讼中赦免儿子,特别是其相关论述,集中体现了孔子以德为先、以德去刑的法治思想。孔子认为先教后刑,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提出对于老百姓要教育为先,为政者不仅要亲自讲解教育,还要以身作则,用圣贤榜样的力量来教育感化。只有在教育感化无能为力时,才能借助于刑罚,实施刑罚。

    正像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用政令来治理,用刑法来制约,虽可使人不敢犯罪,但并不能使人知道犯罪的可耻;而用德化来治理,用礼义来约束,百姓就会感到犯罪的可耻而自愿服从统治。孔子将德化、礼义放在首位,认为是比政令、法律更为优越的统治方法。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未萌芽之前,具有预防犯罪的重要作用。

    孔子提出以德去刑,认为德教具有消灭犯罪的功能。“性相近,习相远”,正因为人们生来具有大体相似的本性,所以没有什么“天生犯罪”的存在,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礼教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不仅反对不教而杀,主张对罪犯进行教化,而且将道德作为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

    孔子强调道德的力量,但并不排除刑罚,只是主张德主刑辅,有先有后,以道德作为刑罚的前提,以刑罚作为道德的补充。相比之下,他更加推崇道德,认为道德可以预防犯罪,而刑罚则无此功能。因此,反对不教而诛,而这正是以德去刑的力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毫不夸张地说,德治与法治的争论,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强极一时的秦朝、隋朝、元朝之所以短命,当权者一味地使用严刑峻法而忽视德治是一个重要原因。血淋淋的历史教训告诫我们,德治与法治不可偏废,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没有德治,就不能从源头上预防犯罪;没有法治,就不能从根本上惩罚犯罪,震慑犯罪。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必须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孔子的法治思想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教育与惩罚相结合仍然是我国的刑法、刑罚与法治的重要原则。

    (作者单位:甘肃省民勤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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