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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2018-02-06 10:14:09 来源: 作者: 【 】 浏览:2262次 评论:0
余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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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精髓。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有许多关于人民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值得传承和发展。首先,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十分注重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注重和谐村落的建立,强调仁爱、群体、包容。其次,中国传统社会中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将每一个人都视为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本身包含了朴素的公民意识和平等思想。例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强调由群众自己参与,自己创造,自己解决矛盾纠纷,而非依靠国家和社会,将矛盾上交。再次,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大量的修身、正己、为人处世、处理人际关系的丰富的、可靠的规则。这些规则是人们数千年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以地方良善风俗习惯的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承载着人们生活的理想。以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为核心理念的“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经过多次内容上的与时俱进,成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为数不多的老经验、老典型;这一方面与国家希望长治久安的目标追求有关,另外一方面也与枫桥当地深厚的人文历史文化底蕴有关。

    一、“枫桥经验”与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理念一脉相承

    (一)中国传统“郡县制”的影响

    自秦朝统一中国以后,中央政权尽管非常强调对地方的控制,但这主要是集中在对地方的人权、事权、财权、军权的限制与控制上。而对于地方自身的社会管理与纠纷化解,中央政权还是希望地方政权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如民间纠纷被州县官视为民间细故,历代政权都鼓励民间纠纷在民间自行解决。如清康熙皇帝就明确要求民间社会:“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所以在“郡县制”格局下,县是最低层次的行政单位,县以下的基层社会主要是由民间乡绅、宗族、行会等乡里、宗族组织来进行管理和运行的。尽管在中国古代,一般而言县衙是最低级别的政权组织;但协助配合县衙进行工作的地方基层组织始终是存在的,这其中乡约、里正就是代表。里甲长、乡约除了协助钱粮征税事务,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

    (二)“群众自治”一直在基层社会延续

    在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发动群众自行解决矛盾、化解矛盾非常重视。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强调“调解”和大力倡导“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希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反映。在这一点上,“枫桥经验”是与其一脉相承的。在历史上,枫桥镇非常注意用乡规民约来进行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尽管传统的宗法族规、乡约习惯有不合理的部分,但是民间的智慧是得到充分发扬的。这一点在建国以后的枫桥也得到了体现。如1977年枫桥区泉四大队,围绕提升群众安全感而制定了《治安公约》,这个治安公约就是群众自己制定的。因为紧扣了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这个公约执行得很好,也成为后来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枫桥经验”在客观形势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得到发扬,其关键因素在于它确实化解了大量的基层社会矛盾和纠纷,为国家减轻了现实压力。“枫桥经验”强调各地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纠纷,以及社会治理上存在的困难尽量由地方自己努力解决。

    二、“枫桥经验”与枫桥深厚的地域文化密切关联

    (一)枫桥历史悠久文化深厚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文化和传统铸就一地人的个性和品格。“枫桥经验”的形成和发展与当地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直接相关的。

    史料记载,唐朝初年尉迟敬德至越州,在枫溪江建成双孔大石拱桥,枫桥的地名由此传承至今,成为江南历史文化名镇。明清时期枫桥一直是诸暨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枫桥各村的姓氏,多数是从黄河流域迁入的。从历史资料和各姓宗谱记载来看,其南迁时间可分为魏晋时期、北宋末年、南宋末年。从北方迁徙至枫桥的氏族,通常是聚族而居,有忠孝之美德传统,尊重长辈、重视教育、讲究礼仪、诚实友爱的精神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安定和幸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枫桥地区耕读传家之风盛行,教育水平较高。宋元明清四代,枫桥产生的进士有35人,举人68人;被称为“枫桥三贤”的王冕、杨维桢、陈洪绶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种以尊师重教、耕读传家为中心的耕读文化,哺育了枫桥人较高的人文素养。也就是说,枫桥人急公好义、爱说理、讲道理、重教育的传统,孕育和滋养了“枫桥经验”。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主要与儒家学说紧密相关的。

    (二)儒家传统文化对枫桥人文素养的塑造产生的重大影响

    首先,儒家“和谐观”塑造了人们“以和为贵”的信条。在儒家这种价值观的指引下,当地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普遍奉行“和为贵”“让为贤”的信条,认为“和能生财”“和能生福”,因而遇到纠纷习惯于妥协和忍让,避免冲突和矛盾,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宁愿自己吃点亏,也要图个和谐与安宁。枫桥地区的民众在解决矛盾纠纷的时候,基本上选择平和的方式。枫桥当地主要选择调解的办法来平息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维护社会的安定和谐。从“枫桥经验”的传承和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追求乡村和谐安定一直是其重要的价值追求。

    其次,儒家“礼治观”塑造了人们“各安其分”的观念。“礼治观”是儒家治世的核心理念,在孔子看来立国的根基在于礼。它要求人们相互谦让、恭敬并礼貌地待人接物,要求人们在社会中各有次序,各有所遵。儒家认为礼的第一大作用就是“定分”,就是节制人的欲望,使人行事有分寸。今日中国,虽然法律是定分止争的主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蕴涵着丰富礼治内涵的社会主义道德观、伦理观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独特作用。“枫桥经验”正是继承和发扬了礼的精华,它倡导人们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广泛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在这种国家公权力推动的生活方式中明确自己作为一名公民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处世态度。它归根结底就是依据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给每位社会成员提供一套可以明确自身处世的“量”与“度”的生活范式。“枫桥经验”要求国家权力层面的党政工作人员有序地进行社会管理,要求广大社会成员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劳动人员、外来人口还是本地人口都在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指引下循序渐进,这样每位公民都能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再次,儒家“义利观”塑造了人们“重义轻利”的观念。孔子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要求人们在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之间,应当“见利思义”,即见到有利可图的事首先要考虑到是否符合“义”的要求,要做到“利”服从“义”。这种义利观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序显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枫桥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选择的吸收“重义轻利”的精神,使人们在利益面前能够相互让步,这样在处理道德和利益关系时,自然也比较容易做到相互谦让。枫桥镇调解委员会墙壁两侧的对联,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心平气和;辩明法理、情理、道理,珍惜亲情、友情、乡情。”“重义轻利”的人文观念也深刻影响了枫桥当地政府和企业家。

    三、源远流长的“枫桥经验”

    “枫桥经验”之所以长盛不衰,其重要原因就是它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这实际上也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以人为本”就是指以人作为考虑一切的根本。用中国传统理念来说,就是肯定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中心,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中心。宋明理学强调人的主体性,肯定精神生活的价值,强调道德理性对于个人境界的提升和社会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中“和”的基本精神就是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关系,它意味着通过化解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紧张,消除彼此相争,通过共同的理想和相互沟通,可最终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正是因为枫桥当地的干部群众重视人本身的价值、尊重人的存在而造就了富有人文关怀精神的“枫桥经验”。枫桥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地方,枫桥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较高的思想觉悟,既善于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又敢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使得“枫桥经验”源远流长。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

Tags:枫桥 经验 中国 传统 法律 文化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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